我与你是萍水相逢，不是一见倾心，更不是恋爱至上。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，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，到有意的、经过考验的结婚，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，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、伴侣的、相爱始终的、共同生活的夫妇。……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，是永恒的。……”1988年春，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度盛开的时候，年已84岁的邓颖超抚花思人，倾诉着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……

　　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。热情活泼的邓颖超在话剧《木兰从军》中的优美形象，吸引了台下一名男青年的注意。他就是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。

　　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后，开始了与邓颖超的书信往来。从共谈理想追求到互诉爱慕之意，经过近5年的感情碰撞，1925年8月，他们终于在广州喜结连理。从此，邓颖超和周恩来相濡以沫、互敬互谅、同甘共苦，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。

　　邓颖超是一个崇尚自立的女性。她认为，作为一个女性，首先应该有自己的事业，然后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。所以她始终保留着一片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。从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、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，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妇委书记、中共中央局秘书长、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；从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，到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妇联副主席、全国政协主席，邓颖超以不懈的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增添了耀眼的光华，同时也赢得了真正的幸福和爱情。

　　二

　　“战友”这个名词，对于所有的人都不陌生，然而对于邓颖超来说，却有着非凡的含义。

　　邓颖超认为，她同周恩来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。无论是危险丛生的战争年代，还是曲折艰难的建设时期，她都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，同周恩来生死与共、福祸同当。

　　上世纪30年代初，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在上海工作。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，她总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提着菜篮子四处奔走，以寻找安全可靠的住地。凭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，她总结出了一套秘密工作的经验，以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。

　　1931年，顾顺章、向忠发相继叛变，正是邓颖超的谨慎细心，才协助周恩来和中央机关度过了危险。由于邓颖超机警周到，虽然蒋介石悬赏30万银元缉拿周恩来，但他们依然活动在敌人的心脏，任凭风浪险恶，巍然不动。

　　1941年1月，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。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正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，为了保证南方局成员的安全，中共中央希望他们撤离。但周恩来决定留下来进行斗争，邓颖超也表示决不离开。她说：“恩来，让我们一起挑起这副重担。”

　　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，邓颖超成了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。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，将秘密党员的姓名、地址和重要文件的内容，都牢牢记在脑子里，以备急需。

　　1955年4月，邓颖超得知台湾特务机关正在策划一起爆炸案，准备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，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。她毅然提笔给周恩来写信，嘱咐他“为了人民的利益，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，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，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”。

　　邓颖超最珍惜她与周恩来的“战友”之情。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不幸去世。邓颖超特意托人制作了一个花圈敬献在周恩来的骨灰盒下，并将自己对周恩来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个字，工工整整地写在花圈洁白的缎带上：“战友小超”。

　　“战友”，这是多么神圣而崇高的称呼啊！它饱含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为了共同信仰而舍生忘死的战斗情谊，也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的执着追求。

　　三

　　“伴侣”，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词，然而在邓颖超看来，它却凝聚着深厚的夫妻情义。

　　邓颖超是个很重感情的女性，作为周恩来忠诚的伴侣，她无怨无悔地践行着自己的职责。

　　邓颖超是个浪漫而又充满激情的好伴侣。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也无论在什么年龄段，她对周恩来的爱都始终不变。

　　几十年来，每当她与周恩来分别两地之时，山间的红叶，田中的小花，盆中的水仙，庭院的海棠，都成了她寄托情思的信物，都会随着信件，伴着她的思念和嘱咐，飞过千山万水到达周恩来的手中。

　　邓颖超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伴侣。周家是个大家庭，亲戚朋友很多。凡是需要照顾的，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。她不仅细致周到，而且用钱大方，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，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用来帮助周家，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。对此，周恩来看在眼里，感在心头。他曾对著名剧作家曹禺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小超忙，我更忙。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，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，都是小超替我料理。我家的事，不叫我操心，真感谢她了。”

　　邓颖超是个知冷知暖的好伴侣。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妻子，她深深懂得丈夫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每当她睡醒一觉，发现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在亮着，总要轻步走进去，提醒他该休息了。

　　两人分处两地时，邓颖超也总是写信给周恩来，叮嘱他注意身体。为了引起周恩来的重视，她在信中常常将身体与工作联系起来，告诉周恩来健康的身体是“迎接新任务必不可少的条件”。

　　周恩来到晚年后，心脏病时常发作，后来又患了癌症，但仍然在拼命地工作。眼看丈夫日益消瘦，邓颖超痛在心头。她深知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不愿用过多的提问打搅他，也不敢阻挠他外出工作，只能用温柔的关怀来抚慰他。多少个寒风呼啸的冬夜，多少个天方破晓的黎明，邓颖超惦记着外出的周恩来，时而看看室内的温度计，时而试试暖气的热度，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归来。

　　1975年秋，周恩来终于倒了下来。在周恩来住院期间，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医院看望。她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，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。当时邓颖超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合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，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，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。

　　“功成辅贤相，藏光不轻吐。景云增日明，美锦助衮辅。”对于赵朴初的这个赞誉，邓颖超确实当之无愧。

　　邓颖超将对周恩来的一往深情践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乃至去世之后。1992年7月11日，邓颖超去世。根据她生前的嘱托，人们用1976年装盛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，盛装着邓颖超的骨灰，运到海河，将其撒在16年前抛撒总理骨灰的同一个地方。

　　邓颖超几乎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的战友之情、伴侣之爱。这情、这爱，既撼天动地、荡气回肠，又缠绵百转、余味无穷……

  ‘’我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，唯有你，我希望有来生。”——周恩来